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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画未解之谜:贫贱为雅,富贵必俗?

 国画花鸟:贫贱为雅,富贵必俗?
 
       在中国花鸟画史上,有两类作品,其一为以重彩描绘的牡丹、芙蓉、荷花之类,归于“富贵花”,明清以后认为低俗而斥之。 其二为以水墨抒写的梅、兰、竹、菊之类,归于“贫贱花” ,明清以来认为高雅而褒之。

      为何花鸟国画有高贵低贱、“三六九等”之分,此等归类,真的合情合理吗?


谢世永名作 《春夏秋冬四条屏》


      在中国花鸟画史上,有两类作品,其一为以重彩描绘的牡丹、芙蓉、荷花之类,归于“富贵花”,明清以后认为低俗而斥之。

      其二为以水墨抒写的梅、兰、竹、菊之类,归于“贫贱花”,明清以来认为高雅而褒之。

      这形象地反映了晚明以降,由文人所表率的雅俗观,即以“富贵近俗,贫贱近雅”,所以,不仅穷困落拓的贫贱文人多画水墨的梅兰竹菊,即使显达优裕的富贵文人也多画水墨的梅兰竹菊。

    就像钱钟书在《诗可以怨》中所指出的,当“富贵之辞难工,穷困之言易好”在审美的共识中转化为“富贵之辞下品,穷困之言上品”之后,即使富贵的诗人,也要写故作贫贱之诗。而贫贱的或富贵的文人偶画牡丹,则将其“抹黑”,“五十九年贫贱身,何尝妄忆洛阳春;不然岂少胭脂在,富贵花将墨写神”。写梅兰竹菊,当然是从赞扬的立场表明自己之所爱,但画牡丹,则不是如此,而是从摒斥的立场以表明自己之所憎。

谢世永名作 《富贵图》


      晚明以降文人们的这一贫富观、雅俗观、仇富仇贵,似乎很近于儒学“安贫乐道”、“君子固穷”、“富贵于我如浮云”的思想。其实恰恰相反。
       儒学对贫贱富贵是怎样认识的呢?苏轼认为“人不可以苟富贵,亦不可以徒贫贱”。这一认识源自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中虽然表彰颜回的“安贫乐道”、“君子固穷”,是因为他“志于道”。
       那么,我个人的富贵就不要了吗?当然也是要的,第一是要等到社会大众进入富贵之后,第二是必须用道义的手段,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。

吴钰莹名作 《花开富贵》


     “富贵于我如浮云”的完整说法是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。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自己的富贵,我是不为的,反之,用正当的手段谋取自己的富贵,所谓“富贵可求,虽执鞭之士我亦为之。”所以,这句话不是否定富贵,而是否定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富贵。不仅不否定富贵,《论语》所提倡的,恰恰是以富贵作为“天下为公”的奋斗目标。
     子曰: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;贫与贱,是人之所恶也,不以其道去之,不去也。”
     “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;邦无道,富且贵焉,耻也。”

刘晓辉名作 《蜂恋繁香》


      好富贵而恶贫贱,是人性的本能,好贫贱而恶富贵,是违背人性的。然而,以人格为尚的士人,其倡导富贵,是反对不义的富贵,倡导有道的富贵;其反对贫贱,是倡导合于正义的贫贱,反对不合于正义的贫贱。这是善的人格与真的人性的结合,天理与人欲并存于道义。以人性为尚的文人,其倡导贫贱,却是不分正义和不义地一概倡导之,在落拓者,是以贫贱为雅、富贵为俗而怨天尤人,在优裕者,是以贫贱为雅、富贵为俗而欺世盗名。

陈继荣名作 《富贵吉祥》


       所以,我们今天读文人们鼓吹贫贱为雅、富贵为俗的诗画,不可简单地为其所惑,从而斥富贵而褒贫贱。而应该对他们的作品,引作反思社会不公的针砭,从而更正确地认识富贵和贫贱的孰取孰斥,不以雅俗为标准,而是以义不义为标准。以雅俗为标准的贫富观,执贫贱而斥富贵,实为偏见。而以道义为标准的贫富观,安贫固穷也好,执鞭以求富贵也好,都是人间正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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